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场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总体来看，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在这场大考中充分体现出来，但也暴露出了诸如基层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短板和不足，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健全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筑牢公共卫生防疫防线。一直以来，我国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注重人民调解组织、治保组织的建设，这在传统风险防范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在治理中却一直处于角色缺位状态，这已经不能有效适应当前非传统安全风险频发的趋势。我国宪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是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建立健全的法律依据。当前，城乡社区公共卫生机构还不健全，职能单一，停留在日常卫生检查、鼠药发放等工作，一旦遇到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应对能力很弱，只能依靠公安干警、乡镇干部、村两委等非专业人员来防控。因此，有必要在全国所有村（社区）民委员会中加强建设公共卫生委员会，筑牢公共卫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并合理配强镇级公共卫生委员会力量，形成健全的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公共卫生组织体系。同时，增加村级公共卫生防疫预算专项经费投入，重点用于人员配备、宣传教育、日常监测、物质储备等工作。

　　增设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培养基层公共卫生综合人才。据统计，全国3000多所大专院校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只有80多家，且这些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往往重预防、轻应急。而应急防疫需要文、理、医、工、经、公共管理等多学科综合，单一的医学知识并不能满足应急防疫。应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的文理工科强校，加强公共卫生学院建设。从这次疫情防控来看，基层严重缺乏公共卫生专业人才，最后又是把基层机关干部、村居干部这支万能型的队伍拉到防疫一线，抗疫中不时出现非专业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必须立足长远，培养一支综合型的基层卫生公共人才队伍。全国各地级市普遍有地方高校及内设医学院，可以在地方高校中加强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学科建设，有条件的尽量单独建立公共卫生学院（系），就近为当地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综合性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目前全国正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要带有前瞻性把公共卫生治理和人才培养纳入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中。

　　提升社会心理服务能力，加强疫情“心理防控墙”。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社会心理产生了严重冲击。一些心理学家已经指出，此次疫情应对再次凸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已刻不容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应急保障，而且需要心理层面的安心安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应急管理水平的提升，还体现为社会心理服务能力的提高。各地在此次疫情中对心理疏导的认识远远超过了非典时期和汶川大地震时，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应急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和咨询热线。这说明我国对心理健康和心理服务的认识和重视，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但是，基层卫生治理在这一新领域依然存在着一些短板，需要补齐和完善。一是要统筹调配心理服务队伍。目前这些队伍分散在卫健、教育、团委、妇联、残联等各个部门，以及心理健康学会、医院、高校、心理品牌工作室等，处于各自为战状态，需要加大整合统筹，打造协同作战、功能互补的队伍结构。二是动态调整心理服务重点。疫情初期主要为群众的普遍性恐慌提供心理疏导，中期主要是为确诊、疑似患者、隔离人员和一线防控人员提供心理疏导，后期则要为疫情后遗症人员、一线防控人员和援鄂归来医务人员提供心理服务。需要关注的是，对于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乡镇干部、民警、村居干部的心理关注与疏导，还没有提上日程。这些基层干部基本处于常态化备战状态，许多人长期身心疲惫，有些还不为家庭成员理解，心理负荷已经达到极限，一旦出现意外事件，极有可能诱发心理问题。三是健全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目前县以上层级和城市社区已经普遍有了社会心理服务中心，但县以下的乡镇和村两级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对此，要尽快建立健全乡村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配备务实管用的乡村特色心理服务队伍。至于人员配备，可以通过乡镇招考心理专业人员、鼓励乡镇和村干部心理学进修、组建农村心理关爱协会、结对帮扶乡镇等多元化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