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决策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各项防控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持续推进，个别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个别过头行为，超出了疫情管控的需要，致使危机情境下的决策措施存在潜在社会风险。

　　应该说目前疫情防控过程中呈现出的这些问题，客观反映了现阶段尤其是在特定危机情境下，决策制定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加之城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较为复杂，在更强流动性、多元性和交互性的背景下，疫情防控决策措施的决策、执行不可避免会存在困难。在公共决策领域，逆境中的决策是指为了应对由不同原因造成且难以消除的社会紧张状态所采取的措施，目的在于应对逆境并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可预见性是危机情境的重要特征，相关公共决策是在传统紧急情况、现代危机和未来潜在风险的组合情境下展开，因此更加困难。

　　一般而言，危机情境下的决策存在以下几点困境。一是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跨时间边界、功能边界及行政边界的跨域危机对正常的决策过程产生冲击，应对措施难以做到有章可循，导致决策者经常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情形中。二是应急预案的缺陷及可利用资源和信息的有限性，导致协调联动及决策执行困境。理想状态下，决策措施的制定应先期获得尽可能详尽、准确的信息进而发挥预警与调节的作用，但危机情境下信息的准确性和数量无法保证，应对危机所需的人、财、物等资源较为匮乏，决策所需信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传递，加之各层级、各职能部门应急预案特殊性、操作性不足的现实弊端，致使决策执行和协调联动所面临的困难要远大于平常时期。三是决策过程中评估及论证不足，导致决策措施难以周全。为了抓住危机处置的最佳时机，及时安抚和化解民众的不安情绪，危机情境下要求决策者迅速反应、快速决断，尽快制定决策措施。但此时决策评估论证中利益相关方很难充分参与，决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或者出现多个决策间相矛盾、相抵触等一系列决策冲突问题。这类决策措施在执行一段时间后，潜在问题便会随决策运行释放，需要未雨绸缪，及时应对。

　　首先，加快构建疫情防控“主—辅”支撑配套决策体系，平衡公共决策全生命周期内决策系统内外部的压力。如近期各地正陆续开展复工复产工作，为进一步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后的疫情防控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复工企业员工进行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关于检测费用谁来承担、如何承担等一系列问题，可考虑尽快出台对于企业复工核酸检测费用的补助决策，以及经过评估认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名单等。此外，针对捐赠款物接收分配问题，需要考虑尽快出台社会捐赠资金和物资分配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办法，如放开物资贮存、中转仓库以及车辆配送情况的在线视频监控入口，以及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官方平台主动公开社会捐赠物资清单等，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

　　其次，建立城市区域政府部门与专家的定期会商机制，展开决策回溯评估并促使决策学习能力持续提升。现阶段，已有不少省市地区通过疫情联防联控会商研判会、专家座谈会的方式研判医学领域风险，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来看还缺乏对疫情防控决策与执行效果的分析和风险研判，而这些问题将对提升我国全社会参与的防疫效果和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会商专家组成上，除公共卫生及防疫专家之外，还应适当增加具有法律、经济、公共管理等学科背景的专家参与会商，以社会科学视角对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其潜在风险展开综合评估，并提出风险防范与化解的策略。

　　再次，加强跨域决策执行中的协调联动与动态调整。在现阶段的公共决策过程中，对执行阶段重要性的认识还应进一步加强。由于执行主体的认知、利益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决策执行效果有时会偏离决策目标。如近期企事业单位复工要求与所在省份防控措施不匹配、社区出行管控措施与企事业单位复工要求冲突、基于防疫的隔离要求导致员工返程后无法按时到岗工作、受疫情影响的上下游产业链难以协同复工等，都是决策执行冲突问题的实践呈现。若这类偏差未能得到及时化解，决策目标群体会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决策措施应有的规范、指导作用难以发挥作用。在后期防控决策措施运行过程中，可由政府部门出面协调跨省、跨市复工人员返程、生产要素的供应保障和交通运输，同时引入多阶段的利益相关主体参与评估，实时反馈调整进行决策学习，在风险预警的同时减少决策执行偏差。

　　最后，注重后期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保护、决策成本分担、沟通和利益补偿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前期因出行限制、强制隔离、交通管制、停工停产等决策措施受影响群体的沟通工作。如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在信贷决策上予以适当倾斜，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对受疫情冲击大的小微企业提供支持；对复工复产企业优先提供口罩等防控物资；等等。总之，要通过细致的工作，防范和化解后续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