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扶贫展现大国担当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减贫工作，在贫困治理道路上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为全球扶贫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赢得了社会各界普遍认同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和担当。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历史成就，凝练宝贵经验与启示，展望未来发展趋向，对于我们顺利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扶贫减贫事业成就卓著

　　从扶贫减贫理念看，由区域漫灌向精准发力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贫困成因、贫困现象、贫困类型的变化，扶贫减贫理念也在实现方式、实现范围等方面发生转变。实现方式上，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政府为代表的扶贫主体直接向贫困对象提供必需物资或经济资助以解决短期性问题，本质是一种“输血”式的社会救济，这种方式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消极思想，不利于贫困群众自我发展内生动力的培育。与“输血”式扶贫不一样，“造血”式扶贫理念核心要义是政府代表的扶贫主体通过投入一定的资源帮助贫困对象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特色产业，加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建设，健全扶贫脱贫长效机制。实现范围上，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大水漫灌”的区域开发模式，能够在短时期内推动致贫共性因素得到极大改善。进入21世纪，贫困县投入平均化、扶贫减贫资金投放不到位、资源配置效能低下等问题的出现，明显影响了扶贫减贫工作的成效。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础上以村、户为单位实行精准、有针对性扶贫减贫提供了重要指导。实现主体上，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共治”转变。长期以来，扶贫减贫工作具有明显行政化色彩，扶贫资源单纯依靠政府投入致使经费总量提高困难、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寻租现象明显、返贫率居高不下、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动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多元共治的大扶贫格局弥补了政府“一元主体”格局下“大包大揽”的缺陷，充分调动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意愿和积极性，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从而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参与的良好氛围。

　　从扶贫成效看，多措并举实现扶贫“量”“质”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减贫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在减少贫困人口、增进人民福祉、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增强贫困群众发展能力和信心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实现了数量和质量双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这不仅是脱贫攻坚战役能否打赢的关键，更是激发贫困群众增收的内生动力所在。2013年至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长9.7%，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个百分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是长期困扰贫困地区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制约贫困群众稳定脱贫的硬件障碍。通过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新业态快速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通过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完善。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打赢脱贫攻坚战，实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贫困治理上的成功实践和体现，涉及社会动员体系、政策体系、监测体系等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驻村帮扶和大规模干部轮训，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不仅加强了基层基础工作，提高了做群众工作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也为2020年后相对贫困的持续治理奠定了扎实基础。

　　从扶贫世界贡献看，为世界减贫贡献中国智慧。作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样板”。中国减贫事业极大地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中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在现行标准下如期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减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减贫事业为世界减贫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减贫是全世界共同话题，“中国式减贫”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可参考、可借鉴的路径。中国共产党将减贫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制定了明确的任务书和时间表，不断探索和创新减贫方法。从最初的救济式扶贫，到今天的精准扶贫，不断提高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于国家外交、援外大局以及“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和倡议，中国积极开展南南合作，举办论坛、政策对话、能力建设、人员交流、合作研究、技术援助等，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推动建立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共享提供了重要典范。

　　中国扶贫经验值得借鉴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我国扶贫减贫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也积累了宝贵丰富的经验，从中可以得到一些规律性认识和深刻启示。

　　始终坚持党对扶贫减贫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前进的核心力量，中国的扶贫减贫事业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政治领导为扶贫减贫事业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增强了扶贫减贫事业的方向感和聚合力；党的组织保障为扶贫减贫事业提供了严谨缜密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框架，确保扶贫减贫事业的统一性、高效性；党的优良传统和品质，确保扶贫减贫事业既勇于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又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制定了“救济式扶贫”“放权搞活”“以工代赈”“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等扶贫工作方针，不仅推动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也不断丰富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和理论体系。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开发理念。一方面，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动力、参与主体和受益群体，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通过创新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实施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相分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贫困人口参与生产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另一方面，我们党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坚持在扶贫过程中保障人民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贫困人口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始终坚持充分体现基本国情。新中国的减贫历程充分证明，必须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什么时候脱离这个国情、脱离这个实际，就会犯错误、走弯路，甚至遭遇严重挫折，这也是最为深刻的经验启示。新中国成立之初，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大面积灾荒加剧了贫困程度，党和国家根据当时国情将扶贫减贫的重心放在了解决温饱问题上。从改革开放到2012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党和国家将扶贫减贫的重心战略转移到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脱贫致富，通过普惠性的政策措施，使大部分地区和群众受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将扶贫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转变。

　　始终坚持“减贫组合拳”综合治理贫困。新中国的扶贫减贫事业始终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基本遵循，探寻治理贫困的科学方法。坚持顶层设计与具体举措相结合，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减贫方案进行了科学设计，不仅在战略上明确了扶贫开发的基本方向，而且在路径上促进了减贫举措的落地实施。坚持保障性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相结合，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重要手段的同时，兼顾将政策兜底作为摆脱贫困的根本保障，既保障扶贫对象基本生活又强化贫困群众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作用，实现了多维度、多领域的扶贫协同。坚持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相结合，构建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不但有利于调动各参与主体主观能动性，而且有助于凝聚形成协同减贫的合力，实现扶贫主体间的高度集成和良性互动。

　　2020年后中国减贫战略重点

　　2020年，中国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绝对贫困，这注定将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但消除绝对贫困仅仅是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阶段性成就，2020年后，中国的扶贫工作将从脱贫攻坚战转到巩固脱贫成果、治理相对贫困的新阶段，扶贫新战略将实现从集中性减贫治理战略向常规性减贫治理战略转型，扶贫重点将从解决农村贫困向解决城乡减贫融合转变，城乡贫困治理将成为衡量乡村振兴实施质量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标志性指标。

　　研究制定新的贫困标准。新的贫困标准是2020年后的贫困战略制定的重要基础。标准制定应以估算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和分布为前提，综合考虑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基本实现的目标，建立包含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多指标在内的多维度的城乡统一的新贫困标准，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更加强调公平性原则。

　　构建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机制。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将从过去的扶贫二元战略框架和以农村开发式扶贫向城乡统筹扶贫转变。新的扶贫战略需要构建国家层面城乡统筹、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贫困治理机制，要进一步明确城乡统筹扶贫体制的各个主体即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分工，重视社会创新对城乡融合的重要作用，加强地方政府的城乡减贫统筹能力建设，强化对城乡金融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动员和协调。

　　健全基本权利公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2020年后，城市贫困问题将更加凸显。2020年后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必须健全以基本权利公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强调兜底保障，实现低保标准与相对贫困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提高低保的瞄准性并实施严格低保审核和动态管理制度。要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针对贫困人口的专项救助制度，制定针对特殊人群的救助政策。

　　建立适应包容性增长的财税金融体制。建立健全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财税金融体制，是2020年后扶贫战略可持续的重要保障。在财政体系改革方面，应打破财政分配城乡分割、部门分割格局，加快建立与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加快改进财政支出方式，进一步适应贫困人口生活和社会保障领域的需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在金融创新领域，应加大农村金融供给，以再贷款、产业基金、产业链金融等政策扶持涉农经营主体发展，将免抵押免担保的扶贫小额信用货款政策的受众面扩大至低收入群体。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2020年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重点与2020年之前有所不同，要更加强调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以乡村振兴战略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外在活力，助力破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要继续坚持以减贫为重点，以振兴促进新减贫。要进一步做好投入衔接，为减贫和振兴提供资金支撑，加大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扶贫和乡村振兴事业。

　　大国大担当。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贫困治理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202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根据相对贫困的特征和宏观环境的发展变化，科学制定新减贫战略，完善减贫方略，优化减贫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付出更大努力，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