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目标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近日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刻地阐述了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一步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培育竞争新优势的行动指南，我们应当深入学习领会。

　　从国内循环到国际循环的理论逻辑

　　一个国家经济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首先是国内经济循环必须畅通。关于国内循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以产业资本为对象作过精辟分析，并提出了产业资本循环的总公式：G—W…P…W’—G’。根据此总公式，马克思把资本循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即货币转化为商品（G—W）。马克思说，“这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具有特征性质的因素”；

　　第二阶段，将购买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并生产出高于所投入生产要素价值的新商品（W…P…W’）；

　　第三阶段，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实现增值（W’—G’）。马克思指出，这一阶段“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马克思分析的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但所揭示的却是产业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追求最大化利润，资本都必须依次通过以上三个阶段，变换三种形式，实现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有机统一。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一个国家国内资本循环要顺利进行，关键是要完成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否则产品过剩，再生产就将难以为继。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就开始大规模对外输出商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导致资本家不能在国内市场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所以不得不寻找国外市场。再往前追溯，盛行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思潮，主张政府“奖出限入”，其目的也是向海外输出商品，转移国内过剩。

　　1929年至1933年，西方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为化解生产过剩危机，凯恩斯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总供求平衡的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意思是说，当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需求，让储蓄转化为投资。应该说，凯恩斯理论曾为战后西方国家创造了20年的经济繁荣。可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却纷纷陷入“滞胀”，凯恩斯理论不攻自破，受到了众多的指责与批评。

　　为挽救凯恩斯理论，凯恩斯的追随者将视野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我们知道，凯恩斯本人只是研究国内企业、居民、政府三个部门间的内循环，可由于政府刺激需求仍不能彻底解决过剩问题，于是他的追随者将“国外部门”引入凯恩斯的分析框架，指出当一国商品出现过剩时，可通过扩大出口化解过剩。如此一来，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就从国内循环变成了国际循环。目前流行的所谓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也是由此而来。

　　凯恩斯追随者提出的“三驾马车说”，无疑是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国际市场转移过剩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战后，美国因战争期间大规模发展工业，导致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从1947年起，美国启动实施“马歇尔计划”，以对外援助的名义向欧洲各国大量输出工业品。在此期间，美国通过大规模出口不仅成功地消化了国内过剩，而且大大加速了经济增长。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对外转嫁国内危机。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目标取向

　　以上分析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其动机是为了转移国内生产过剩，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何要扩大开放？显然，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并不是为了转移过剩。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尚处于经济短缺状态，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我们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为了合作共赢，共同分享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给人类社会创造的福祉与红利。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扩大开放有深刻阐述。他在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他又指出：“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国际分工和贸易可以增进人类福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早就证明过。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两个国家若按绝对优势分工，通过交换可以双赢。他用下面简单的理论模型作过分析：假如英国和葡萄牙生产10尺毛呢与一桶葡萄酒，英国的单位成本分别是100小时与120小时；而葡萄牙的单位成本分别是120小时与100小时。两相比较，英国的绝对优势是生产毛呢，葡萄牙的绝对优势是生产葡萄酒。若两国按绝对优势分工然后彼此交换，双方皆可节省20小时成本。

　　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后来李嘉图又作了拓展。李嘉图问：假定10尺毛呢可换1桶葡萄酒，英国生产10尺毛呢需100小时，酿造1桶葡萄酒需120小时；而葡萄牙生产同量的毛呢与葡萄酒分别只需90小时、80小时。这样葡萄牙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占绝对优势，英国皆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与葡萄牙是否应该分工呢？李嘉图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与他国比虽无绝对优势，但也可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对上面这个结论，李嘉图的解释是，若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就能用80小时生产的葡萄酒，换取自己用90小时才能生产的毛呢，可节约成本10小时；若英国专门生产毛呢，则可用100小时生产的毛呢，换取自己用120小时才能生产的葡萄酒，可节约成本20小时。可见，当一个国家不具有绝对优势时，也应参与国际分工。

　　请读者注意，李嘉图所讲的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自己与自己比的优势。既然是自己与自己比，这种优势当然总会存在。而由此推出的经济学含义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分工，皆可分享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收益。也正因如此，亚当·斯密曾经讲：“如果其他国家提供的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更便宜，那么与其我们自己生产它，还不如输出我们最擅长生产的商品，去跟外国交换。”

　　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确实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近百万亿元；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底外汇储备达到31079亿美元，资产规模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前面我们分析说，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国际贸易要自由。若国际贸易不自由，即便两个国家有自己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也不会形成分工。这就提醒我们，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全球贸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时，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规模居全球第一。

　　不过从全球产业链看，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如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特别是在当前特殊形势下，我国企业不仅难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而且连以前能够引进的也变得困难重重，甚至出现了“断供”。

　　基于这种现实，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延伸，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重新构建并主导全球创新链。为此，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基础研究，集中力量补短板；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化解“卡脖子”技术问题。同时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为突破“卡脖子”技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注入资本动能。

　　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坚持以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投资只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若消费需求不足，扩投资只会形成产能过剩或产品库存。从结构均衡看，以消费牵引投资，最大好处是供给可以更好满足需求，避免结构失衡。与此同时，扩大投资应坚持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比如，钢铁业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制造业则是钢铁业的下游产业，增加制造业投资，无疑可扩大钢铁业的投资需求。

　　在扩大开放方面，我们应把握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积极进口国外的绝对优势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我国应“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这里的特色优势产品，就是其他国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扩大进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可以充分利用他国的优势，降低国内消费成本，提升人民福祉。同时，通过扩大绝对优势产品进口，替代和淘汰国内落后产能，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个原则，扩大出口我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对他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也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由此看，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我国应优先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贸易对象主要是欧美国家，可相对于欧美国家，我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不多，而且近年来欧美国家纷纷设立各种技术壁垒，我国纺织品、服装等具有绝对优势产品的出口也受到了限制。面对越来越多的出口限制，我们必须尽快调整出口方向。

　　第三个原则，将我国比较优势产品变为绝对优势产品出口。事实上，一国的绝对优势总是相对的，我国某些产品对欧美国家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可对有些发展中国家却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出口国的选择上，我们不能局限于欧美市场，而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选择出口对象，应重点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动加强经贸合作，变比较优势为绝对优势，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