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教中高考作文，这是怎样的“活着”

　　3月10日，作家余华在一场商业活动中发表了“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主题演讲。这一事件引起了舆论的争论——哀叹“文学已死”者有之，认为余华此举并无不妥者有之，力挺余华者亦有之。（3月14日 《南方都市报》）

　　作为作家，余华有着无可置疑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44岁那年，余华本人因为文学写作上的成就，被授予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为代表，他本人对社会底层的写作具有开创性意义。有学者甚至评断，余华的小说《活着》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力最大的纯文学作品”。《活着》也是笔者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可以在书店站几个小时一口气读完的长篇小说。

　　但是，冒昧言之，即便余华有天才一般的文学洞察力，去教中高考作文也是不合适的。这无关乎所谓“文学已死”、所谓文学的高贵与精英性——其实余华的文字反而是很接地气的。余华不适合教中高考作文的原因在于：作家的思维和中高考作文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用作家的思维去教中高考作文，这就是在跨行。

　　有人会问：都是文字，都是写作，就算余华写的东西和中学生写的东西不大一样，可归根到底不都是用文字抒发情感、表达观点吗？其实大不然。中山大学刘军强教授在他的《写作是门手艺》一书中，曾这样形容中高考论文和学术论文这两者间的区别：“作文和论文的区别，表面上是两种文体的不同，内里折射着两种学习方式的差异，深层则对应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结构性断裂。”余华本人的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而他的小说和散文，与中学生写的记叙文、议论文之间的差距，也远不是两种文风的差异那么简单，其内里也潜藏着两种思维模式的根本性差异。

　　在文字的观点层面，中高考作文更多奉行的是重形式轻实质的思维模式，忽略了实质上的观点锤炼。毕竟，中高考作文均已框定了主题范围，属于主题范围内“戴着镣铐的舞蹈”。这种命题作文其实很适合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中学生缺乏充分的社会阅历，也很少涉猎真正的社科典籍，让他们磨砺文字的思想内涵和观点磨砺，确实很难，至少这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中学生。但作家则不然，作家的写作，一定是把观点和思想放在首位的。作家的写作，往往是真心流露的不吐不快，往往是包含着深刻的成长经历、世事洞见以及对人性的怜悯和批评那。余华的作品就是典型代表。这种思维模式很难让大部分十几岁的中学生理解。

　　在文字的结构层面，中学生所受的几乎都是“总—分—总”的结构训练。但在作家的眼中，文字结构可以千变万化，理论上有无限的可能性。实际上，优秀作家总会让结构为内容服务，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出内容，由实质的内容自然而言衍生出结构。一千部经典文学，可能就有着一千种结构。这种作家的思维模式和中高考作文是如此的大相径庭，以至于如果无意之中向中学生传递了这种思维，那甚至真的会有误导之嫌。

　　在文字的语言层面，在观点和结构被“戴上镣铐”固定模板的情况下，语言是中学生最能够放开手脚翩翩起舞的环节。许多中学语文教师也在这方面开动了脑筋——比如让中学生背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词，或者让中学生多去看周国平的哲理散文。许多中学生也确实因此锻炼出斐然的文采。但是，语言的绚丽恰恰是最不会被作家们看中的。余华的《活着》其实就是在用质朴的大白话讲一个故事，这种语言不妨碍它内容上的震撼人心；刘慈欣的《三体》和阿耐的《大江大河》的语言文笔甚至被读者吐槽，这也不妨碍它们成为被争相翻拍登上荧屏的新经典。

　　无论是观点、结构还是语言，中高考作文的思维模式，都迥异于作家作品的思维模式。“跨行”演说的余华，如果用自己擅长的作家思维去教中高考作文，有隔行如隔山的味道；如果用适合中学生的思维去教中学生写作，他不会比受过专门训练的中学语文教师教得更好。真正区隔的，是底层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