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青音】黄阳华：夯实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

　　作者：黄阳华（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我国发展的物质基础，得益于新中国快速工业化推动了制造业升级。实现了现代化的世界大国，无不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之上。要从统筹“两个大局”的层面，高度重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无工不现代化”

　　18世纪工业革命涌现出的新技术、新产业、新生产组织和新基础设施形成了协同效应，助力部分国家率先开启了以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世俗化、法治化为共同特征的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发展实践表明，制造业比重的提高，通常与更快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更明显的农业、服务业乃至整体经济效率提升，更多的高效率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居民收入，以及更广泛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显著相关。这些典型案例即所谓“无工不富”的明证。进入新世纪以来，制造业在支撑消费绿色化、智能化、个性化升级，保障国家创新体系高效运转，促进减贫、改善收入、维护女性发展、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以及保障粮食、能源和产业链安全等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无工不富”到“无工不现代化”，充分表明了制造业在一国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其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延伸。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就逐步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水平。进入21世纪，我国在不断扩大制造业开放的基础上，开启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了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发展对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资流入国、第一外汇储备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在产业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视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和自立自强，更为重视维护产业链安全，更为重视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推动产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建设世界“制造强国”不断取得新成就。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在这些目标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等，有些目标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条件，有些目标是要求进一步发挥制造业在保增长、防波动、促创新、提效率、促开放、稳就业、支撑“双碳”目标、改善治理和保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从我国实现“两大奇迹”的发展经验，以及全球发展“无工不富”和“无工不现代化”的事实，可以得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把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

　　二、重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风险

　　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表明，随着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制造业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即“制造业库兹涅茨曲线”。这一“去工业化”现象，常被认为是高收入国家所特有的发展特征。但是，近30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中低收入水平阶段,便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早去工业化”，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在加大。

　　当一国的制造业比重进入下降阶段，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与效率经济逐渐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程中，资源要素从高效率的制造业部门流向效率相对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将面临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的挑战，加大了陷入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以巴西为例。该国制造业比重于2012年达到峰值，此时的人均国民收入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仅一步之遥。此后不到十年时间内，随着制造业比重逐渐下降，巴西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约1/3。又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在两国制造业比重上升的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快速增长。进入新世纪，随着两国制造业比重下降，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放缓乃至停滞。

　　二是制造业比重下降造成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下降。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制造业加速对外转移，制造业占比持续下降。即使美国仍然是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中心，但是缺乏必要的本土制造业支撑，美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下，长期经济动力和国际竞争力面临挑战。为此，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发展“在岸制造”、“友岸制造”，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提升国内制造业比重，提升国家创系体系的综合效能。

　　三是制造业比重下降导致“蓝领”工人失业率上升，大量有保障的、全职的、高薪工作岗位，变为缺乏保障的、兼职的、底薪的岗位，不仅导致居民福利水平下降，而且制造业“锈带”地区更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地，或者滋生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温床。此外，拉丁美洲国家制造业比重下降，还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制造业比重经历了持续快速增长阶段后，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需要认识到，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必须保持制造业的稳定发展。

　　三、积极应对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路径

　　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主因有三。制造业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更高，制造业效率提升可能造成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对制造业比重下降形成第一重压力。我国正处于消费品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消费形态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过程中，国内产品供给质量难以有效满足消费升级，购买力外流对制造业比重下降形成第二重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更低的要素成本，吸引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转移，对制造业比重下降形成第三重压力。

　　维持制造业比重稳定，有效路径在于应对以上三重压力。一是提升我国制造业产品定价能力，保持有效率的制造业比重。这是解决效率提升而相对价格及比重下降的矛盾的关键所在。要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低成本优势，转向基于技术创新、品牌溢价、标准控制和文化赋能等因素的非价格竞争。针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产能闲置，与中西部地区非农业用地闲置、人力资本闲置、高标准基础设施闲置等“四闲置”情况，更好利用大国经济特有的东部西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建立基于资源再配置效率而非简单按照“传统”“低端”产业梯度转移的新体系。顺应三次产业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趋势，推动“制造业+”现代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挖掘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制造业含量。

　　二是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保持有支撑的制造业比重。我国高速铁路、无线通信、特高压、新能源汽车等诸多产业成功经验表明，超大规模市场具有分摊创新成本、推动创新扩散、提供初始市场、维持研发投入等作用，要加强扩大内需战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拉动作用。在公共需求领域，加强重大投资项目带动制造业发展效应评估，加强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对制造业长期升级拉动作用的评估。在居民需求领域，要顺应需求高端化、个性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引导制造业加快从满足“数量型短缺”向“品质型短缺”转变，抓住需求结构服务化过程中相关配套制造业的发展机遇。

　　三是提升国际竞争力，保持有韧性的制造业比重。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于我国的低要素成本优势，要看到我国具有综合效率优势。以越南为例，目前越南的平均时薪约为我国的一半，但是按照劳动生产率—要素成本比”指标，我国“嘉峪关—万宁线”以东绝大多数省份相比于越南，仍然具有继续发展制造业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要继续释放我国重载高速公路桥梁、高吞吐量港口、洲际班列等高等级物流设施，高电压、超稳定电网、零碳电网等高标准工业能源设施，以及高速网络覆盖、中西部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对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坚持开放合作，全面落实我国已经与近40个国家，以及与东盟、澜湄国家等多边组织的产能合作协议，加强制造业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