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乱局背后的新自由主义衰落

　　作者：徐飞彪，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暨G20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国新一任总统在当选之日的演讲中发誓要“修复美国灵魂”“重回往日荣光”，但世易时移，美国社会经济的基本面已今非昔比。美国精神的根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础已经动摇，未来的美国之路注定将阻碍重重。

　　新自由主义已走入“死胡同”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霸主，其“美式民主+无限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更是风靡全球，甚至曾被称为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极致”，是“历史的终结”。为进一步“领导”世界，美不惜四处用兵，在各地煽动“颜色革命”，文武并用，试图在全球推进美国霸权。兵锋所及，各地武装抵抗纷纷溃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一时间所向披靡，不可一世，并浓缩为“华盛顿共识”，一度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理想方案。

　　然而，没有一种发展模式能够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那些曾引进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就美国自身而言，其国内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也是此起彼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在亚洲新兴国家中率先失去了“万能光环”。紧接着，2001年网络泡沫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更是打破新自由主义神话，让美国模式威信扫地，使人们的信心发生彻底动摇。

　　自此，由于美式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式微，其国内各类思潮开始轮番登场，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反全球化暗流涌动，经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极右翼保守势力逐渐抬头，并向欧洲和其他地方蔓延。于是，美西方各种乱象迭出，不断冲破人们的想象力：从“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到高喊“美国优先”而上台的特朗普政权，从英国“脱欧”到欧洲右翼、民粹势力走到各国政治前台。

　　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又一致命重击。公共卫生方面，美国拥有世界最好的医疗队伍、医疗资源，但却是应对疫情最失败的国家。迄今美逾250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超过40万人死亡。经济方面，美国遭遇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数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下，失业者仍达上千万，破产企业十倍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贫富差距空前拉大，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创历史纪录。在此背景下，美国种族矛盾与冲突也呈现白热化局面，“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此起彼伏，“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团体活动猖獗，族群对立、社会分化严重。政治方面，民主、共和两党针锋相对，政治虚耗严重，拜登固然赢得8100万张选票，而特朗普也获得了7500万张选票。

　　这些危机虽表现层面不同，但其根源都与新自由主义有关。在美国，医疗资源过于私有化、市场化，严重削弱了公共卫生的应对能力；而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劳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无限追逐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移民问题、产业空心化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进而加剧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更重要的是，面对危机，新自由主义束手无策。目前美西方推出的大规模经济救助和刺激举措，如美联储通过的“无限量化宽松”等财政工具，是以无底线的借债和“放水”支持美政府饮鸩止渴。而美财政部推出的数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政策，将大量资金直接发至企业与广大居民手中，这极大背离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鉴于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撰文称，美国“民有、民治、民享”的传统精神现在已蜕变为“百分之一的人所有、百分之一的人所治、百分之一的人所享”，“新自由主义正在走向死亡”。

　　新自由主义式微的历史逻辑

　　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发展形式，新自由主义是对早期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归，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息息相关。

　　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减少干预，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自由竞争和经济社会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兴盛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学说的代表人物为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随着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社会化生产不断扩大，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古典自由主义终结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主要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行政干预、提升政府在维护个人自由及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被人们广泛接受。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同时出现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滞涨”局面，同时由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面确立，经济高度金融化、证券化，所有生产性资源都可以变成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金融资产。为追求更高回报，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新自由主义要求各生产要素实现跨行业、跨国境、跨时期自由流动，并最大限度减少市场壁垒和政府干预，降低“交易成本”。以哈耶克、弗里德曼、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等，在经济上崇尚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一切政府干预，限制工会，认为市场是增进财富与自由的唯一有效机制；在政治上强调去中心化，将公共服务和公共资产私有化；在文化上强调反政府反社会，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遭受危机类似，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过度发展，导致社会高度贫富分化、产业空心化和政治极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难以持续，面临空前危机。

　　靠大量印钞重振美国困难重重

　　作为美国传统的建制派精英，拜登的胜选意味着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特朗普主义的拨乱反正，让美国重回原有轨道。事实上，美国新政府早已通过各种渠道表态，要“采取一切措施”团结美国民众，重建美国经济，修复美国形象，恢复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面对美国一地鸡毛的政经乱局，一展宏图恐怕很难。

　　首先是面临财政约束。美国新政府拟推出预算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改革方案，为此，新政府拟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税收改革计划，在未来10年时间逐步提升对大公司和富人的税收水平，增收4万亿美元左右的税收收入，以支持经济改革。但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等智库的研究，目前美国财政赤字与联邦债务已居高不下，而增税计划恐难实现预定目标，再进一步扩大预算开支，只会让美国财政困难雪上加霜。

　　其次是面临货币约束。短短数月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膨胀至7.4万亿美元，新发行美元达到1915年至今美元发行总量的20%多，利率已经降至零利率边缘，后续宽松的空间有限。此外，大量印钞，通胀预期逐步抬头，金融泡沫持续膨胀，也限制了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扩张。

　　再次是面临社会政治约束。本次大选中，美国两党及民众极度分裂。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多数选民称，他们与对方的分歧在于“价值观”与“社会发展道路”。共和党虽然失去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但仍有很大影响力，足以制造混乱，牵制新政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新政府很难克服新自由主义弊端，更无力扭转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颓势。新政府推出的治理方案，与其说是对传统的新自由主义修补，不如说是一种彻底否定。新政府拟增强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大力投资新基建、新能源、新制造、新科研以打造美国新优势，“大政府”色彩突出。但这样完全背离美国政治经济传统的改革，注定将是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