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作者：刘婕（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要全方位发展，不仅仅包括政治、经济建设，更要将乡村文化、乡风文明等农民思想道德因素和农民素质考虑在内。只有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创业就业培训、健全长效保障机制，才能使新时代农民由实然状态转变为应然状态，激发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新时代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农村的具体体现，是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只有立足于农村、农民的具体特点和实际情况，切实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使农民坚定理想信念、培养道德情操，筑牢乡村振兴之魂。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生产生活之中，利用“三会一课”、网络信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化为农民群众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培树农村道德模范。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系列创建活动，通过开展“好媳妇”“好连襟”“好邻居”等道德模范培树，适时推出一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新时代农民典型模范人物，传播正能量，让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创作更多反映新时代农村生活风貌的影视剧等文艺作品，组织开展高层次高水平文化下乡活动，挖掘、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展示，以全方位、多角度的文化来教育群众。

　　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推广村规民约、道德评议、红白理事会等做法，教育农民反对大操大办婚丧酒席、搞封建迷信活动等陈规陋习，树立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挖掘乡贤文化，整理家规家训，凝聚道德力量，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倡导诚信道德规范，扎实推进诚信建设，开展诚信宣传和教育，大力培育和弘扬诚信文化。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让守信者有“甜头”，失信者有“痛感”，大力营造重信守诺的良好氛围。

　　强化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发展多元化生计模式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要培养适应农村产业多元化、产业化、集约化的高素质农民，增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实现由单纯的体力型劳动者向技能型或技艺型劳动者转变，加快发展生产型、交易型以及生产交易结合型的多元化生计模式。

　　创新农民技能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切实根据农民生计实际需要，设置多样化、差异化培训方案。搭建“教室＋田间”双课堂培训平台，增加田间地头一对一、手把手指导和跟踪反馈等实践培训；利用手机APP、微课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大网上培训力度，推进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增强培训实效性。通过设置全日制、半日制、农闲夜校等方式，增强培训灵活性。

　　健全农民技能培训体系。积极整合具有农学专业的高校、高职教育资源，形成高级、中级、初级互为补充的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初级培训可通过短期辅导，提供阶段性的课程和技术指导，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注重实用性；中级培训可依靠农业培训中心，提供较为系统的职业教育，培养具有专门农业技术的高素质农民，突出专业性；高级培训可依托各类高校、高职，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现代农业人才，促进农民就业创业。

　　建立农民分享交流矩阵。注重交流平台的搭建和交流频率的保障，将讲授和交流相结合，促进优势技术与生产经验在农户间溢出。在普及农业基础知识过程中，将新技术新产品推广、经营管理、农产品加工销售、惠农政策措施等进行分享交流，形成传播矩阵，建立同伴效应，加快认知的转变和提升，提高农民学以致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拓宽农民就业创业渠道。高度重视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大力支持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社、脱贫致富车间等重要载体发展，为农民在本乡本土就业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进入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等服务业，使之成为扩大内需、增加群众就业和收入的新生长点。

　　健全教育培训长效机制，推进高效能评价监督

　　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步建立，我国高素质农民规模会快速发展壮大，但总体质量处于初级阶段。加强农民培训教育，要建立健全监督及成果转化评价体系，形成长效激励保障机制。

　　保障资金投入。着力构建“农业基金＋合作社＋企业”模式，通过产业发展基金，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农技转化的良性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政府、农村合作社和企业间的收益分享机制，解决产业引导基金收益的可持续性和有序退出问题。

　　强化评价监督。要细化监督考核标准，建立农民教训培训学前、学中、学后全程跟踪制度，完善学前参与主动性、学中参与完整性、学后参与有效性的指标体系设置。例如，通过设立弹性学分制，确保农民学习的实效性；通过考察营收增幅，获取学后成果的有效性。

　　严格考核运用。完善考核结果与资金支持双挂钩、设置专项资金支持与教育成果相挂钩的激励机制，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建立高素质农民资格准入制度，严格准入门槛，对于敷衍上级、滥发证书等行为制定惩治措施。设置教育成果分级评定制度，根据项目潜力提供差别化资助，引入竞争机制，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扶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