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空间治理：疫情防控的一条重要思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治理水平提升的时间进程，也是一次治理空间的变革转型。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既凸显了我国空间治理的优势和效能，也为提升与完善空间治理带来了新方向。

　　具体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具有鲜明的空间特征，其扩散和影响程度高度依赖于空间的聚集性和流动性。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于人口密集，武汉这个超大城市在短时间内成为疫情中心地区，并且疫情随着人员的流动向周边地区扩散。二是由于疫情发生在春节前后，人员已经开始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加速了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三是由于前期人员高度聚集的医院、部分社区沦为传染源，未能充分发挥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的功能。四是疫情短时间在特定空间的集聚暴发，打乱了这些地方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超出了当地的应对能力和治理承受能力，造成了短时间的治理超负荷。因此，我国将其定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次大考。

　　从空间治理角度，我国的防控措施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首先，针对空间的流动性，采取了一系列隔离措施。通过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将这些措施落实到全国范围的社区、村庄、单位以及家庭等基本空间治理单元中，将高度联系的社会区隔开来，使快速流动的社会整齐地停了下来，最大限度实现了病毒传播空间的最小化，降低了病毒的扩散速度。以果断的措施，严格管控湖北的人口外流，尤其对武汉这个超大城市进行了“封城”；向全社会发出减少人员流动、协同抗击疫情的号召，采取延长春节假期，延迟开学，停运部分公共交通，鼓励错峰出行上班，尽量不出门、不集会、不聚餐等，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大大降低了人员流动性，达到了全社会自我隔离的效果。

　　其次，针对空间的聚集性，采取了分类治理方法。通过降低特定空间的活动聚集，分流了特定人群，提高了应对效果。除了取消或推迟大型公共活动、关闭各类公共设施、部分企事业单位停工停业外，最为重要的是在疫情严重的地区，采取了分类辨识、分批安排的治疗措施，分流了蜂拥进医院的人员，缓解了医院这种特定空间的治理压力，提高了治理的精准效果。将受疫情直接影响的群体分为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以及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等四类，然后对确诊患者集中收治，疑似患者集中隔离，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针对这四类群体数量的增加，除了增加现有医院床位外，还快速建立了新的专门收治医院，利用公共设施建立方舱医院、集中隔离点等，有效控制了传染源，切断了传染途径，遏制了疫情扩散。

　　再次，针对医疗机构特定空间治理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情况，通过集中援助的方式，以全国的医疗力量缓解局部地区的治疗压力，为疫情防控有利局面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集中援助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项成熟做法，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了解决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医疗机构应对疫情能力超载问题，中央集中全国的医疗专家、医疗人员和相关资源，驰援这些地方，组织全国力量进行科研攻关，研制检测试剂盒，不断完善医治方案，加快医疗物资生产的恢复和扩产。如此，大大缓解了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收治压力，大大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以医疗效果缓解了社会的恐慌心理，并逐步帮助一些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医疗机构恢复了医疗秩序。

　　最后，针对事件的突发性，通过高速有效的工作，达到了以效率换取更大行动空间的目的。要有效应对突发事件，首先要快速正确决策，及时有力行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采取坚决行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在随后的事件发展过程中，准确研判，紧紧抓住了各个阶段的重要关节点，及时进行再部署、再落实。通过10天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定点医院等多项工作，创造了防控疫情的中国速度，逐渐掌控了疫情的进程，拓展了行动空间，一举扭转了疫情暴发初期的不力局面。防控是否有效，不单纯是个医疗救治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治理问题。在集中力量短时间实现重点地区收治率和治愈率提高、感染率和病亡率降低的双重目标过程中，维护好社会稳定，做好各个地区的防控联动。待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分类分层推动复工复产，逐步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同时，由于这次疫情是互联网传播进入web2.0和自媒体时代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公共卫生事件，功能更加完备的网络空间在疫情防控中主要发挥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升了疫情防控集中统一领导的效率。虽然进行了物理空间的隔离，但是信息空间保持了充分的互联互通，使得疫情发展信息能够及时收集汇总，相应决策能准确科学制定，疫情防控要求可以马上送达安排，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能密切对接协调，确保了全国一盘棋的工作局面。二是对疫情防控措施进行强有力纠错。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弥散性和立体化，使得各项措施的确定和执行都处于透明状态下，不同群体从不同立场和利益出发提出意见与诉求，形成了与救治行动同步的高度活跃的舆论空间。三是推动了社会成员的自我救助行动。虽然人们的行动范围被阻隔，但人们依托它进行信息交流，建立各种形式的社群，疏解心理压力，开展自我救助，对接政府服务，打通了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向社区、个人延伸的“最后一公里”，这种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社会行动彰显了中国社会的成熟与团结。

　　综上，这次疫情的防控，充分反映出空间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因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空间治理的效能。首先，在城市空间规划中，除了重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还应高度关注社会效益，将卫生、健康、安全、交往等人的社会需求纳入规划之中，并采取各项具体有效的措施，使城市在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聚集的同时，提升城市治理的韧性。其次，充分发挥空间治理的基础单位社区的作用，解决其发展不均衡、功能不完备、能力不充分的问题。社区治理水平反映并决定着城市的治理水平。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一些社区由于基础数据完备，对居民情况掌握充分，因而能够将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落实到位，有力保障了居民的健康；一些社区在严格实行自我管理的同时，积极开展自我服务，居民相互协助，关爱弱势群体，成为疫情汹涌中的平安“方舟”。再次，完善公共空间的建设和功能匹配。公共空间建设既反映了城市建设的理念，也是提高城市抗击风险冲击韧性的基础。大量实践证明，规模适度、分布合理的公共空间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屏障，可以及时进行功能转化，满足应急所需。如方舱医院、集中观测点的快速建成，就有赖于对现有展览馆、体育馆、学校、党校等公共设施进行功能转换。